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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都闽南网讯 专家：社区事、责、钱不对等，影响城市发展；出路：中央去年发文将社区收支纳入财政；北京、厦门从社区剥出公共服务站
无论是负债社区的头家老李，还是富裕社区的老苏，都面临责任重、事多、钱不够的窘境。
按照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规定，居委会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，自筹经费。但实际上，社区管理事无巨细，有人戏言除了军事和外交，啥事都管着。
来自浙江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三位研究社区问题的学者解析，社区问题的症结在于事、责、钱不对等，一方面承担太多的行政职能，另一方面却无相应的公共财政供给机制。这不仅会导致社区职能的异化，还会影响城市的发展。
从全国来看，社区建设20多年来，职能和定位正在转变。而社区问题也正在被从中央到地方予以重视。去年11月，中央出台文件，明文规定将社区收支纳入财政，以解决经费问题；而在北京、杭州、厦门等地，已剥离出新的公共服务站，承接政府行政职能，减轻社区的事务和责任。
部门：社区缺钱影响城市发展
作为城市的最基本单元，又是和市民距离最近的机构，社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记者连日调查发现，社区居委会缺钱，带来多方面的影响，有的甚至会影响到一座城市的发展。
首先，社区本身的工作人员，日常工作琐碎而又繁重，几乎什么都要做，却拿着毫无说服力的工资。
新秀社区，两委成员的月薪只有1600元，普通社工还要低100元。而鲤城某社区居委会书记工龄37年，拿着1200元的月薪。活多钱少，社区岗位吓退了很多年轻人。记者走访几个社区，社工以中老年女性居多，“应届大学生待不到一年就走了。”他们说，这让社工队伍建设和社区事务受到极大影响。
其次，社区的压力太大，有时会转嫁压力。丰泽区民政局何副局长说，“社区就是‘小政府’，中央红头文件最终都由社工落实，压力大”。夹在层层摊派的行政任务和居民之间，有的社区主任自嘲“像个冤大头”——得罪上级，考核通不过；得罪群众，工作没法做。以订报任务为例，某社区一年要完成6万元，居民不买账，差额就得由社区和社工消化；而如此次个体户“被捐款”事件，也是转嫁压力。
再次，由于经费不足，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难以实现。如一些社区请不起联防队，治安缺乏保障；而作为城市保洁的重要部分，没钱的社区不能加工资，连清洁工都留不住。
“啥活都干”的现状要改变
实际上，社区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一位社工说，目前社区建设呈“倒金字塔”状，表面看，仍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，按说怎么弄都可以，没有任务没有压力，但实际上，社区已经成为政府部门最基层的办事机构，他们承担了各种各样的任务，啥活都干，钱却是靠行政拨款，经费不足，还不稳定。
何副局长也曾是一名社工，对于社区的困难深有体会。他说，社区要干的事多，过去除了拨款、店面出租等固定收入外，还可收取摊位卫生费、停车费等搞“马路经济”，但随着摊位整治和停车位划归交警管理，收入渠道越来越单一，必须改变钱和事不对等的现状。
如何走出困境？何副局长有两条建议：一是搞钱，比如现实中不少社区兼物业，收不到物业费还责任重大，而如果成立物业公司或与其合作，能部分解决费不随事转的问题；二是职能分离，成立社区服务中心，“这样可通过项目拿钱，还能一改社区什么活都要干的状况，更专业、更系统地为居民服务”。
专家：悖论：自治组织承担两大类行政职能
侯志阳（华侨大学社会学博士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副主任）
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副主任侯志阳说，目前社区建设存在着权、责、利不对等。一方面，社区作为面向群众最底层、最后的平台，承担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许多行政职能，担负着市、区、街道办三级的行政任务；另一方面，却没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支持。
而长期以来，政府对社区“角色”的认定是，社区是由群众组织起来、群体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自治组织。与之相对应，自治组织要自行运作，自我筹资，财政投入必然很少。
然而实际上，政府的发展经济、宏观调控、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四项主要行政职能，后两项是压在社区身上的。社区就像一个“小衙门”，政府有多少部门，社区基本上就得相应承担多少功能。
这一悖论定位，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社区缺钱，社区建设的绩效很低。而社区缺钱则容易造成社区职能异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