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中全会定调法治经济 加速反腐败国家立法

　　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下称《决定》)昨日发布，多名不同界别人士在接受《 一财经日报》采访时均表示，这可能是中国当前 重要的决定。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上是一致和延续的。《决定》回应了许多社会关注的根本性问题，包括定调法治经济，提出编纂民法典，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等。

　　定调法治经济 加速立法反腐

　　提出保护产权、维护契约，编纂民法典；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，贿赂犯罪对象不仅限于财物

　　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下称《决定》)昨发布，多名不同界别人士在接受《 一财经日报》采访时均表示，这可能是中国当前 重要的决定。

　　新华社昨日刊发的署名 的文章“关于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说明”(下称“说明”)指出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，落实这个顶层设计，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上是一致和延续的。本报由此梳理发现，《决定》回应了许多社会关注的根本性问题，包括定调法治经济，提出编纂民法典，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等。

法治经济

　　《决定》提出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。

　　 在说明中提到，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，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昨日告诉《 一财经日报》，过去认为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型，是县域和地域竞争在推动经济增长。但在法学界看来，制度松绑和市场力量的释放才是 大 起始的动因。“过去是人治束缚了经济的增长和进步。这36年(1978年以来)是经历了人治逐步向法治过渡的过程，新的制度在建立，在推进中国的一些改革。”

　　李曙光认为，本次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开启了法治的新里程。他分析称，中国法治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。1978~1993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，这一阶段是在理念上确认旧的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；1993~2004年可以看作“确立市场经济制度，开始政策和法治并举”的阶段；而2004~2014年间，法治开始加快，并且修改了宪法，人们理念上发生很大变化。

　　“从四中全会开始又可以看作一个新的阶段，用一次全会讨论法治，意味着将从部分松绑，推进到全面依靠依法治国来推进经济和改革。”

　　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方面，《决定》提出了几个重要方向，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必须以保护产权、维护契约、统一市场、平等交换、公平竞争、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。

　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、研究员刘培林对本报表示，从经济角度看，依法治国的 大意义在于有效地克服包括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各类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，使得各类主体都变得更加“靠谱”起来。“靠谱”，意味着投资时，和别人签合同谈合作时，只需要考虑经济风险，而不需要考虑非经济的人为风险因素。

　　《决定》提出，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，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，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。

　　有相关学者昨日对本报表示，产权制度是现代制度的核心，是激发企业活力 根本的保障。

　　此外，《决定》还进一步提出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，加强对国有、集体资产所有权、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。国家保护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；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。

　　《决定》还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，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、投资管理、土地管理、能源和矿产资源、农业、财政税收、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，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、公平交易、平等使用。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、市场监管，反对垄断，促进合理竞争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